忻州雜糧和西口文化的歷史淵源

《直隸忻州志》載：“忻郡為全晉后藩，三關內障，出入鎖鑰，誠屬要地。”忻州與太原緊相毗連，有著唇齒相依的連帶關系。忻州既是歷史上太原以北南北交通的唯一通道，又是古代雁門、寧武、偏頭三關的后勤保障基地。三關與忻州之間，構成犄角之勢，形成扇面，聯通一氣。三關像指，忻州如掌，進則如掌使指，迅速有力；退則收指如拳，牢不可破，因而被譽為“三關總要”“晉北鎖鑰”。

地方歷史文化特色

忻州城始建于東漢建安二十年（215年），原為土城，經過明清兩朝三次大修，磚包完竣，雉垛斯偉，樓櫓崇煥，四門齊全，規制完整，集中體現了地方歷史文化特色。歷代多為郡、州治所，人杰地靈，商貿重鎮。近年來，忻州市委、市政府啟動古城保護改造項目，讓沉寂上百年的忻州古城重獲新生。

偏關水泉堡

走西口與闖關東，下南洋并稱為中國近代三大移民運動。清初，陜北、冀北、甘肅以及山西等地的漢族農民，涌入長城關內外內蒙古廣褒無垠的草原瀚海，開墾荒原，挖渠筑道，開啟了浩浩蕩蕩的走西口移民大潮。而忻州人，無疑是走西口的先驅和主力。特別是河曲、保德、偏關三縣，與內蒙古或隔黃河相望，或倚長城毗鄰而居，所以幾乎是家家輩輩有人走西口；東部的忻縣、定襄走西口者比比皆是，走西口已經成為當地百姓的一種生活常態，以致出現“從東口到西口，喇嘛廟到包頭，凡是雞叫的地方都有忻州人”的局面。

偏關水泉村

走西口的忻州人，飽嘗了開拓與創業的艱辛。他們在開荒種地的過程中，帶去了本地的玉米、谷子、莜麥、豆類等種子和種植技術，也將傳統的農耕文化帶到口外，有力地促進了內蒙古中西部的開發建設，成為中原文明的傳播者。

中原文明的傳播者

右玉縣殺虎口

同治年間河曲農民楊謙走西口，三代人挖出一條灌溉大渠，總長64公里，可灌耕地130余頃。楊家在這片廣褒的土地上，種植高粱、谷子、小麥和各種豆類，收獲頗豐。楊家第二代楊米倉挖渠功勞大，傅作義當政時將此地取名米倉縣，后更名為杭錦后旗。走西口人深深改變了當地的生產方式和生活習慣。內蒙古歷來是游牧民族的聚居地，現在也成為我國雜糧的主要種植地之一。

晉商精神

走西口的河路漢

走西口的大潮涌動起來以后，人們的眼界越來越寬，不少人放下了開墾種地、掏甘草、打短工、背炭等苦力活，涉足經商買賣。特別是忻州、定襄、代縣人涉足商業者居多。數十年上百年的摸爬滾打，造就了一批商界精英。到清朝末年，包頭商界由十大晉商把控，其中忻州人的商號就有七家。

旅蒙代商

清朝初年，忻州謝光祖在豐鎮開創了加工米面油的“萬和隆”商號，隨后大批忻州商人云集于此，成為張家口與呼和浩特之間最大的貿易城市。直到現在，當地依舊流傳著“先有萬和隆，后有豐鎮城”的說法。當年，豐鎮的忻州商人業務范圍涵蓋了糧、布、油、面、當鋪、錢莊等行業，鼎盛時期，這里的商戶達到1400多家，其中忻州商人占到70%。

商人的天性就是找市場看需求，山西遇到災年，糧食減產，這些商人通過旱路馬車拉運，水路黃河船運，源源不斷糧食從內蒙古運到山西。偏關的關河口，河曲的城關和保德的東關，也因黃河水運，迅速發展起來，經濟繁榮。

來源：忻州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