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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康熙皇帝與五臺山的關系，還得從清王朝與五臺山的關系說起。

在我國歷史上，尊崇佛教文化，提倡用佛教勸導百姓積德行善、安分守己、聽天由命的封建王朝和帝王并不鮮見。正如康熙的四皇子胤禎，即后來繼位的雍正皇帝《恭謁五臺過龍泉關偶題》一詩所云：“兵象銷時崇佛像，烽煙靖始揚爐煙。治平功效無生力，贏得村翁自在眠。”但清王朝尊奉佛教卻更有其明顯的傾向性，那就是特別尊崇喇嘛教，特別敬奉文殊菩薩。

靈峰勝境

喇嘛教又稱藏傳佛教，是古印度佛教與西藏地方宗教——苯教經過長期斗爭、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一種藏化佛教。喇嘛教尊崇文殊菩薩，老早就有高僧到五臺山朝拜。1250年，受喇嘛教影響的元世祖忽必烈邀請西藏喇嘛八思巴至蒙古奉為帝師，從受佛戒，喇嘛教便又成為蒙古民族所信仰的宗教。元世祖令八思巴掌管全國佛教，兼領西藏政教大權。八思巴仰慕五臺山，于1257年夏到五臺山禮拜文殊菩薩，元世祖忽必烈“詔居五臺山壽寧寺”。八思巴在五臺山壽寧寺住錫期間，曾用千金鑄塑藏傳喇嘛教佛像。從此，喇嘛教及其佛像便正式進入了五臺山。明永樂十二年（1414年），喇嘛教黃教祖師宗喀巴的弟子釋迪也失，被明成祖封為“妙覺圓通慈慧普應輔國顯教灌頂弘善西天佛子大國師”，到五臺山朝拜文殊菩薩。在明成祖的支持下，興建了5座黃教喇嘛廟，五臺山便成了內地喇嘛教盛行的地方。

受蒙古民族接受和信仰喇嘛教的影響，在我國東北興起的滿州也非常信仰喇嘛教。清太宗皇太極天聰八年（1634年），元朝后裔察哈爾國的墨爾根喇嘛攜帶著藏傳佛教嘛哈葛喇金佛像，抵達盛京奚彌陽），敬奉于皇太極。皇太極得知這尊金佛像正是元世祖帝師八思巴在五臺山千金鑄塑，后又送人元朝宮廷，為元世祖以下歷代皇帝所尊奉的金佛像，如獲至寶，大喜過望，極大地激發了他要問鼎中原的雄心壯志。

原來，這藏語稱為“嘛哈葛喇”的金佛像，梵名為“摩訶迪羅”，俗稱“大黑天神”。其佛像一般為藍黑臉色，三面六臂；正面三目，兩側為兩目，張牙突睛，形象極為忿怒、恐怖和丑陋。其一手執蛇為臂釧；一手擁著一位長發后垂的裸體少女；一手執劍或者持槍，槍尖穿羊頭，另一頭穿人頭；一手執人頭；另兩手執象皮披在身上；項戴骸鏤穿成的珊路。其佛像有座像也有站像，站像一般腳踩大象或女妖。喇嘛教認為，嘛哈葛喇是大日如來佛降魔時顯現的忿怒相，又為大自在天的化身，自古以來被奉為戰神。禮祀此神，可增威德，舉高能勝，故軍旅中常作為軍神祭祀。相傳，元軍征伐南宋時，曾多次見嘛哈葛喇助戰，忽必烈對此戰神禮拜尤勤。

崇德年間（1636-1643年），皇太極在盛京多處建寺造樓，奉祀嘛哈葛喇。從此，滿州的一切軍事勝利，都認為是嘛哈葛喇相助。為大清王朝打下多半壁江山的多爾衰，更是將嘛哈葛喇奉為神明。因為嘛哈葛喇是喇嘛教傳給滿州的，所以滿州人普遍認為，大清江山是喇嘛教所賜。為表示對喇嘛教的尊崇，以及與藏民族的親近，順治九年（1562年），順治皇帝把西藏第五世達賴喇嘛詔請至京予以冊封，從此便形成了西藏達賴喇嘛必須接受中央政府冊封承認的慣例。順治十六年（1659年），順治皇帝又封北京崇國寺的喇嘛阿王老藏為五臺山菩薩頂第一任扎薩克大喇嘛，總理五臺山青黃兩廟僧務，從而確立了喇嘛教在五臺山的權威地位。這是清王朝尊崇喇嘛教的第一個原因。由于喇嘛教主要流行于青、藏、蒙古等地區，并為那里的藏、蒙等民族所信仰，所以利用宗教信仰懷柔那里的民族便顯得非常明智和重要。這一點，康熙皇帝比以往各朝各代的皇帝認識更明確、更清楚。他說：“懷遠能邇之道，漢人不明斯義。本朝不設邊防，特以蒙古之部落為屏藩爾。”（《清朝全史》）又說：“修筑長城，究屬無益。我朝施恩于喀爾喀，使之防備于朔方，較長城尤為堅固也。”（同上）這種對國家安全生存的戰略性眼光和認識，實在是難能可貴，千古流芳!這更是清王朝尊崇喇嘛教的一個原因。

鎮海寺

清王朝尊崇喇嘛教，為什么非要選五臺山來表示不可呢？原來，除了五臺山是離京城最近的佛教圣地，皇帝出行朝山巡禮較為方便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五臺山是文殊菩薩的道場。

據《華嚴經》佛說，文殊菩薩在清涼山講經說法；據《文殊般若經》講，文殊統領萬菩薩居住五頂山。而五臺山古稱清涼山，又地兼五頂，便被佛教界認為是文殊菩薩的道場，這就在無形中給五臺山戴上了神秘的光環。

再說文殊菩薩。佛教認為，文殊是般若的化身，般若能生諸佛，攝持眾菩薩，所以文殊就成了諸佛之母，七佛之師。但佛教“二尊不并化”，文殊便成為釋迎牟尼的左脅侍，協助佛講經說法。因此，文殊又成了大乘空宗的奠基人，喇嘛教的祖師之一。文殊菩薩在佛界資格最老，地位最尊。正因為五臺山的神秘和文殊菩薩在佛界的地位，五臺山便自然而然成為歷朝歷代帝王朝山拜佛的首選之地。

更為神奇的是，文殊菩薩的名號竟然跟清王朝人關之前清太祖努爾哈赤確立的“滿州”國號讀音相諧。原來，文殊菩薩在梵文經文中被稱為“曼殊師利”，乾隆皇帝就認為“滿州”就是“滿殊”，“滿殊”就是“曼殊”，“曼殊”就是“文殊”。為此，乾隆朝臺時曾在《至靈鴛峰文殊寺即事成句》一詩中自我標榜說：“開塔曾聞演法華，梵經宣教率章嘉。臺稱以五崇標頂，乘列維三普度車。縈繆抒成險云棧，霏微示喜舞天花。曼殊師利無量壽，寶號貞符我國家。”并在詩后加自注，表明自己就是“曼殊師利大皇帝”。這事雖然發生在康熙朝臺之后，且有牽強之嫌，但也從一個角度說明了清王朝的皇帝們對文殊菩薩和五臺山的尊崇。

正是因為這一切，清王朝幾代皇帝到五臺山朝山拜佛次數之多，規模之大，均創下了中國歷代封建王朝之最。而首先到五臺山朝山拜佛的清朝皇帝便是康熙，而且不是一次，而是五次!并親自到五座臺頂禮拜文殊菩薩，這也是此前的皇帝們所沒有過的。

先后五次到五臺山朝山拜佛的康熙皇帝，雖沒有像自己未來的皇孫那樣毫無顧忌地宣揚和吹噓“滿州”就是“文殊”，但尊崇文殊菩薩，把自己視同文殊菩薩一樣的大慈大悲，為民拔苦救難，恩及鬼神，卻是其真實的心態和抱負。這在他第四次朝臺時所寫的《五臺有懷》一詩中說得很清楚：“又到清涼境，咬巖卷復垂。勞心愧自省，瘦骨久鳴悲。膏雨隨春令，寒霜惜大時。文殊色相在，惟愿鬼神知。”這確是他為人君的心理吐露。

此外，康熙也同中國其他封建帝王一樣，其政治策略跟自己的家事往往有著密切的聯系，經常將國事與家事攪混在一起。他第一次巡禮五臺山，就是為“孝行天下”而來的，因而更顯得跪乳反哺，情義綿綿。

原來，康熙的父親順治皇帝生前非常崇信佛教，自認為是西天一納子轉世。皇妃董鄂氏病逝后，順治曾產生到五臺山出家的念頭，并拜高僧木陳道態和玉琳通繡為師，取法名“癡道人”，準備棄帝位而出家。但是，由于母后孝莊文皇太后博爾濟吉特氏、瑪法湯若望（德國人，耶穌教傳教士，孝莊文皇后認為“義父”，順治皇帝稱為“瑪法”，即爺爺或姥爺）、帝師木陳道態和玉琳通誘等人的堅決反對，眾文武大臣的通力勸阻，眾侍從人員的嚴密守護，才沒有如愿以償，于順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病逝于皇宮，年僅24歲。順治皇帝這種視到五臺山出家敬佛，比當皇帝治理國家還要重要的行為，無疑給幼年的康熙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心靈震撼。

石碑

康熙皇帝的祖母孝莊文太皇太后博爾濟吉特氏，聰明能干，頗有謀略，又非常祟信佛教，極好參禪。丈夫皇太極駕崩后，她扶佑年僅6歲的幼子順治登基；順治駕崩后又扶佑年僅8歲的皇孫康熙登基。依靠自己的聰明才智，她幾次化解皇室內部爭搶皇位的激烈爭斗，使皇帝這個至高無上的權威位置始終掌握在自己的親生獨生子和嫡親孫子手里。康熙幼年喪母亡父，全憑她養育成人。因此康熙對他的這位祖母是非常尊崇敬佩的，衷心希望其能夠健康長壽。

時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王朝人主中原已有40年。戰亂基本平息，人民生活亦已安定，國家政務也稍覺清閑，年僅30歲而又生氣勃勃的青年皇帝康熙，便決定從日理萬機的繁忙中抽出時間，上五臺山朝圣拜佛，瞻仰父皇夢寐以求要去出家的佛教圣地，并為祖母孝莊文太皇太后祈福延壽。

于是，這年的二月十二日，他帶著皇太子允礽，由侍講息從高士奇、翰林院檢討朱彝尊等幾位心腹大臣陪駕，從京城出發，路經琉璃河、沫水縣、易州、滿城、唐縣、王快鎮、真定府、龍泉關，于二十日來到了五臺山。一時間，臺懷一帶突然沸騰起來，河谷里、大街上、寺廟里，“萬歲，萬歲，萬萬歲”的歡呼聲此起彼伏。總理五臺山漢番寺廟事務的菩薩頂大喇嘛阿王老藏率領全山僧人，焚香頌經，演奏佛樂，莊嚴而熱烈地迎接康熙皇帝的君臨，并將其迎至菩薩頂。

事前，阿王老藏早就為舉行祈愿太皇太后福棋衍茂圣壽無疆的法會作好了準備。康熙一到，法會便立即舉行。康熙親自拈香禮佛，祈禱祖母福壽綿長。第二天，他便不顧疲勞，不畏嚴寒，在阿王老藏的陪同下開始了登頂朝圣。二月的臺頂如同隆冬。康熙一行踏著厚厚的積雪，先登上南臺錦繡峰，朝拜了普濟寺中的智慧文殊；二十二日登上東臺望海峰和中臺葉斗峰，分別朝拜了望海寺中的聰明文殊和靈應寺中的無垢文殊；二十三日又登上中臺翠巖峰和西臺掛月峰，朝拜了演教寺中的孺童文殊和法雷寺中的獅子吼文殊。這種叫作大朝臺的到五座臺頂朝圣，在當時那樣的條件下，確實是其勇可嘉，其志可嘉。后來，康熙的皇孫乾隆皇帝也曾想大朝臺，但登臨了中臺和西臺之后，就知難而退，聰明地將五座臺頂的文殊菩薩集中到黛螺頂，供他以后來臺時朝拜，并美其名日“小朝臺”，其勇氣意志和執著精神顯然差了他爺爺一截。

康熙不僅是一個頗有作為的封建帝王，而且是一位才華橫溢的詩人。五臺山壯麗的景色和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激發了他的創作靈感，使他情不自禁地有所吟詠。他在《自長城嶺至臺懷》一詩中寫道：“山行竟日夕，風景一以殊。萬馬魚貫前，宛如登天衙。云際冠層峰，雪外辨修途。叢卉未甲訴，寒禽互喧呼。曲澗響環塊，空籟鳴笙竿。縱乏綺麗觀，煙羅淡相娛。流覽多所欣，未覺道路纖。五臺遙人抱，郁郁誠靈區。翠微未及上，身已臨清都。佳氣愜遐賞，曠懷抗遠圖。陶唐此故土，余澤仍漸濡。刻玉緬往跡，游河景前模。載詠蟋蟀吟，遺風今有無？”極為形象地描述了寒春時節一路上奇瑰的景色，表達了他愉快而愜遐的心情和尊崇佛教的目的，以及對五臺一帶節儉淳樸民風的褒贊。

他的《登望海峰》，雖沒有像趙樸初先生那樣看到“天著霞衣迎日出，峰騰云海作舟浮，朝氣滿神州”的奇景，卻看到了王土的廣闊：“誰架鰲為柱，神州左一方。重關連委粟，半夜豁扶桑。曉散嵐光白，晴收水氣黃。流埂不可極，萬里自蒼茫。”顯示了他寬廣的胸襟。在《北臺眺望》中，他感受到的則是高處不勝寒：“絕瞪摩群峭，高寒逼斗宮。鐘鳴千嶂外，人語九霄中。朔雪晴猶積，春冰暖未融。憑虛看陸海，此地目阮廳蓬。”隱喻著為人君之不易。在殊像寺，他被“神人所造，見者肅然，生難有想”（《清涼山志》）的文殊菩薩塑像所驚訝，寫下了《殊像寺法相最異》：“五髻瞻殊像，千花聚法筵。經營思哲匠，仿佛見初禪。繼馬明霞外，燃燈畫壁前。不須仙梵放，清磐已憐然。”敘事中飽含禪機。

作為陪駕大臣，朱彝尊和高士奇也各寫了三首詩為紀。詩中自然難免捧場的文句，如朱彝尊《駕幸五臺山恭紀三首》，其一中的“定有山靈呼萬歲，不徒龍象下方迎”，其二中的“望秩百王曾不到，天教哀藻首摩崖”，其三中的“省方豈為尋三界，特采夭花壽兩宮”；高士奇《息從清涼山三首》中的“皇情一以眷，名區傳至今”等等。但詩中描狀五臺山風景的詩句卻絲毫也沒有“眼中有景道不得，為有前人題上頭”而硬寫之嫌。尤其是朱彝尊，對五臺山“登臨最好雪初晴”的感受，激發起多少人在雪后初晴時登高游賞五臺山“紅裝素裹，分外妖燒”的興趣，成為人們冬日游賞五臺山的一個熱點。

就在此次朝臺期間，康熙皇帝還救封阿王老藏為“清涼老人”，并賜龍袍、貂座、衣靴等物以示恩寵；賜菩薩頂“五臺圣境”、“靈峰勝境”、“斗室”等御匾，賜努金一千兩，救令易菩薩頂大殿為黃色琉璃瓦，以示菩薩頂的皇家權威；救令五臺山內羅喉寺、廣仁寺、七佛寺、鎮海寺、善財洞、文殊寺、集福寺、三泉寺、廣化寺、普壽寺等10座寺廟改為黃廟，原寺廟內漢僧一律轉為喇嘛僧，以增強喇嘛教在五臺山的勢力，以示朝廷對喇嘛教的重視和關懷。圣旨一下，上自菩薩頂，下至各寺廟，無不山呼萬歲。阿王老藏還寫了《五臺盛事贊》一詩，稱頌康熙的到來：‘怪駕登山喜異常，風云卷散寶嶂香。壽高萬載稱無量，福衍三千拱大邦。社櫻綿長開舜日，兆民安樂荷堯光。今朝不比蟠桃宴，八部天龍衛法王。”

二月二十四日，康熙皇帝便率眾回奕。路經長城嶺西路旁的紅崖村，突然驚起一只老虎，眾侍衛急忙上前護駕。康熙卻張弓搭箭，拍馬上前，一箭將老虎射死。眾呼萬歲。從太原趕來陪駕的山西巡撫穆爾賽隨即奏請將紅崖村改名“射虎川”，“虎為居民行旅患久矣，幸遇天子車駕往上，斃斯獸以安厥土，應錫嘉名，以垂永久。”（《射虎川碑記）））康熙初沒答應。穆爾賽“數懇再至”，康熙才詔以所請，將紅崖村改賜為“射虎川”。穆爾賽立刻立碑以志。碑云：“皇帝御極，二十二載春二月西巡五臺，為太皇太后祈景福也……畢事而旋，由菩薩頂遵長城嶺西，千乘萬騎，雷拘云奔。道旁林莽翡聆，有虎伏其間，駭而躍。眾莫不敢御。皇帝親挽繁弱，一發而殖之……”此碑現立于射虎川臺麓寺，字跡清楚，保存完好，記敘了康熙第一次巡禮五臺山和射虎史實。據傳，康熙射死老虎時，忽有清泉從地下涌出。陪駕大臣高士奇《l}從清涼山三首》有詩句“泉因見龍發，川以射虎昭”，即為此事記錄。

無疑，康熙對自己第一次巡禮五臺山是極為滿意的；而且，他也一定將自己的深切感受和種種收獲向祖母孝莊文太皇太后作了匯報。不想，這一來卻激起了祖母的游興。深知大清皇家朝拜巡禮五臺山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孝莊文太皇太后，顯然并不滿足于皇孫為自己祈福延壽，更希望能親自到五臺山瞻禮文殊菩薩，以保佑大清江山萬代永固。所以她不顧自己年邁體衰，決定親往五臺山。婆婆一旦作出這一決定，順治的遣婿孝慈章皇太后自然也要陪同前往。康熙雖然不是孝慈章皇太后所生，但康熙一直視其為生母，日日請安。他見兩宮太

后態度如此積極，豈能怠慢，使其掃興？

于是.第一次朝臺僅僅過了七個月.康熙便于當年的九月十一日奉兩宮太后從京城出發，第二次巡禮五臺山。沿途路經萬安寺、董家林、琢州、劉家王莊、大馬家莊、白廟村、曲陽縣北鎮里等地，十七日到阜平。因為行近五臺山，康熙便下令，從即日起，護駕侍從人員一律遵守佛教戒律，不準殺生害命。隨后又抵龍泉關住了下來。

十九日，康熙先行來到五臺山菩薩頂。盡管阿王老藏早就為兩宮太后的到來作好了一切準備，但康熙仍不放心，又帶領貼身侍衛納蘭性德等親自進行了檢查。納蘭性德，滿州正黃旗人，進士出身，官拜一等侍衛，不僅武藝超群，而且才華出眾，善詩文，工詞調，著作頗豐。他緊跟康熙在臺懷各寺廟轉來轉去，五律《駕幸五臺恭紀》便也應運而生：“杳杳丹梯上，迢迢翠葷回。慈云籠戶墉，佛日現樓臺。殊樹參天合，金蓮布地開。共傳天子孝，親侍兩宮來。”描狀了康熙到各寺廟檢查準備工作的辛苦、各寺廟為迎接兩宮太后所布置的景物狀況和大家對康熙的贊頌。然而，兩宮太后最終卻因道路難行沒能登臨五臺山。

二十二日，康熙從菩薩頂返回龍泉關迎接兩宮太后。他擔心長城嶺山路陡峭難行，眾校尉侍衛和隨侍太監抬著兩宮太后的變輿行進時發生不測，就親自坐了御葷讓眾侍衛異抬著試行。眾校尉侍衛異抬著御葷，每到陡峭險峻處，步履踉蹌欲倒，險象環生。見此情景，他就返回來向太皇太后請示。太皇太后禮佛心切，說：“予以積誠瞻禮五臺，今行至此，邃爾中止，予心未安。明日至長城嶺，如萬不能登，可再酌行止。’（《圣祖仁皇帝實錄）））于是，康熙便傳諭大家：務必勤加演習異抬妾輿登高，確保兩宮太后明日能平安翻越長城嶺，到達五臺山：眾人自然不敢疏忽大意，趕緊連夜演習異抬奕輿登高爬山。

第二天，眾人正式異抬著乘坐著兩它太后的蜜輿攀登長城嶺時，康熙跳下坐騎，雜混在負責異抬套輿的校尉侍衛中間，親自扶架著蜜輿前行。眾人艱難地爬了幾盤山路。太皇太后見山路確實陡峭崎嶇，大家確實辛苦無比，便對康熙說：“嶺路矢險，予及此而上，積誠已盡。五臺諸寺，應行虔誠禮，皇帝代我行之，猶我親詣諸佛前也。”（同上）康熙不禁松了口氣。雖然兩宮太后未能到五臺山瞻禮朝拜，卻也避免了不測的發生。他恭恭敬敬送兩宮太后返回龍泉關休息，命和碩裕親王護送兩宮太后回京，自己則重登菩薩頂，于二十六日代太皇太后巡禮臺懷諸寺。為彌太皇太后沒能駕臨五臺山之遺憾，菩薩頂大喇嘛阿王老藏特地率領全山喇嘛為太皇太后和康熙皇帝做了三天的虔修道場。康熙則特賜白金三百兩，綿三百斤，命有司發給沿途的貧苦百姓。二十七日，康熙亦離開菩薩頂回奕。

康熙此次朝臺，雖沒滿足孝莊文太皇太后親詣五臺諸寺巡禮的心愿，卻在民間留下了親異太皇太后奕輿爬山盡孝的佳話，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傳統“孝梯”美德的發揚光大。同時，康熙奉兩宮太后巡禮五臺山，親近喇嘛教，也進一步顯示了皇家對喇嘛教的尊崇，融洽了喇嘛教與朝廷的關系。

但是既緣于他那“超乎尋常的生命力”（余秋雨語），更出于對佛教和“五臺圣境”的尊崇，康熙朝臺并未到此為止。在此后的歲月里，他又先后三次巡禮五臺山。

康熙第三次巡禮五臺山是在十五年之后的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

這年的三月二十八日，他帶長子允提、三子允扯，從京城起程，途經良山縣竇家莊、琢州長溝二里橋、沫水縣永陽、易州唐湖、滿城縣、完縣、曲陽縣鎮里、阜平縣張家莊、龍泉關，于四月八日到達五臺山菩薩頂。此時，原先擔任菩薩頂大喇嘛的阿王老藏已經圓寂十一年，負責接駕的是代行主持大喇嘛事務的老藏丹巴。老藏丹巴是阿王老藏的徒孫，從小跟隨師爺師父在北京崇國寺出家，后又隨師爺師父來到五臺山菩薩頂。康熙前兩次朝臺，阿王老藏命其服侍康熙。他為人機靈，佛教造詣又深，有問必答，頗得康熙歡心。更使康熙欣慰的是，在這十五年間，老藏丹巴將菩薩頂前至山門，迄于過樓，增補締綴，使菩薩頂規模逐漸擴大，不僅有殿堂院、方丈院、客堂院，而且還有興貢院、小廚房、茶房院、李子樹院、買賣院、新房院、風水院、昌順院、馬房院、長壽院、柵子院、鐵房院、僧尼院、十八間樓院等等，院落總數達到33處。院與院之間，曲徑相通，重樓杰閣相連不斷，一直通到菩薩頂后的慈福寺，使菩薩頂成為一座猶如黃龍俯臥、金碧輝煌、氣勢宏偉的喇嘛教梵宇琳宮和皇家道場。他還為菩薩頂鑄造了金質的觀音、普賢圣像，列于文殊菩薩左右，配成金光閃閃的三大士圣像；.在射虎川新建了臺麓寺，作為康熙的行宮；重新修葺了五座臺頂的寺廟和殊像寺、碧山寺等臺內寺廟；為菩薩頂、臺麓寺請回梵書、藏經各一套，供五臺山的喇嘛學習研究。同時，老藏丹巴還將自己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在明代鎮澄和尚編撰的《清涼山志》基礎上，經過調查考證，增刪補綴編輯而成的《新清涼山志》恭請康熙“指正”。

康熙見這部《新清涼山志》新增了自己前兩次巡禮五臺山的御書匾額52塊，御制碑文17篇，御制詩9首，還有老藏丹巴的師爺阿王老藏塔銘節略、師父老藏丹貝塔銘、清涼老人談經普說、同住規約、重修五臺山真容院（即菩薩頂）記和釋超撰所作的10首贊詩等，龍心大悅，欣然為《新清涼山志》作了序言。

鑒于老藏丹巴對于五臺山佛界、特別是對喇嘛教的貢獻和對皇家的忠心，康熙特封其為“欽命管理五臺山喇嘛事務掌印扎薩克大喇嘛”，賜佛號“清修禪師”，授提督印、四十八兩重的銀印和斬殺劍，命山西全省一百零八縣為菩薩頂進貢錢糧。于是，菩薩頂以及五臺山地區的喇嘛教進人一個前所未有的輝煌時期。

農歷四月初正是初夏季節，這時五臺山的風景最為動人。山坡上皚皚的白雪，嫩綠的草甸，爛漫的山花和翩翩起舞的蝴蝶，織成了五臺山特有的美麗圖畫。康熙興致勃勃，帶著兩個皇子，在老藏丹巴陪同下踏青戲蝶，賞雪觀花，痛痛快快游玩了兩天。于四月十一日回妾。先在五臺縣城住了一宿，后至河北保定府，乘船返回京城。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二月，康熙第四次巡禮五臺山。

二月初一，他帶領太子允礽、四皇子胤禎、十三皇子胤祥，從京城暢春園出發，經良鄉竇家莊、房山縣下村、徠水縣石亭、易州唐湖、滿城縣、完縣、曲陽縣鎮里、阜平縣王快鎮，于二月初八宿于五臺射虎川臺麓寺行宮。是日，有一群老百姓跪伏于行宮前進貢各種果品，上奏：“晉省饑懂，蒙恩鐲免錢糧，又動支倉粟，普行販災，愚民無以報答高厚，愿于菩薩頂建萬壽亭一座，叩懇諭旨。”（《圣祖仁皇帝實錄）））康熙命侍從“各取果品少許，其建造萬壽亭，著停止。”（同上）眾百姓感恩拜謝而去。

次日，康熙到達臺懷。其時羅喉寺剛剛重修一新。康熙帶眾皇子順便游覽了羅喉寺，晚上宿于菩薩頂。從初十開始，康熙一行依次游歷了中臺、西臺、清涼寺、南臺、妙德庵、碧山寺、廣宗寺，于十三日返回射虎川臺麓寺。

康熙這次朝臺的時間與第一次一樣，都是在農歷二月，五臺山地區尚屬冬天。于是康熙便寫了《冬日重登清涼山》一詩。詩云：“紫府名山憶舊蹤，招提駐罕認云松。陰崖尚有春時雪，落日仍聽下界鐘。塞遠渾河寒更白，林疏恒岳翠逾重。祝厘交葉人天慶，銀榜新題遍五峰。”

皇阿瑪詩興大發，陪駕來的諸皇子自然不甘落后。其中，皇太子允礽是第二次陪駕來五臺山。第一次來五臺山時，他還只是個不諳人情世故的孩子，19年后的今天，已成為年逾三旬的成熟漢子，自然知道奉承和討好皇阿瑪的重要意義，便寫了《陪駕幸五臺》一詩獻給父皇：“鳳剎虹蟠碧落懸，盤空瞪道白云穿。上方恍在諸天外，積雪疑從太始前。山號清涼澄法界，地開功德引飛泉。曼陀花雨紛紛落，總為君王種福田。”獲得康熙首肯。

然而，最為聰明的還是四皇子胤禎，即后來成為皇帝的雍正。這次陪駕五臺山，他是以貝勒身份參加的。他從小就對佛教有所修習，常跟京城和到京城去的一些佛界顯密兩教名僧研討佛法，悟入頗深，以至發展成佛界宗師般的“圓明居士”。這次陪駕，他少了一些拘謹，多了一些豁達，除了陪駕幸游，還抽空自行朝山。其詩作有《恭渴五臺過龍泉關偶題》、《將至五臺山月下作》和《清涼紀游一十四首》，記述了東臺、南臺、西臺、北臺、中臺、那羅延窟、二圣對談石、妙德庵、獅子窩、清涼石、真容院、碧山寺、廣宗寺、臺麓寺、涌泉寺等寺廟的特色、靈跡的奇異和自己的感悟，表達了自己人悟佛境、渡過迷津的思想境界。如《真容院》：“殊像原無二，莊嚴屬畫工。昔聞叱牛史，今見騎獅翁。月面光瑩玉，珍理貫慧風。真容從未隱，謾道現虛空。”隱喻了佛就在人的心中。再如《清涼石·其二》：“體本清涼自解煩，天然秀色蓄云根。曼殊說法今何在，參客空尋跌坐痕。”指出了人們空尋佛跡的可笑，真正的佛就是自己。可以說，他的每一首詩都隱喻著佛理禪意，平實而暗藏機鋒，全是成佛悟道者的語言。就連他的《射虎川臺麓寺》也沒有對皇阿瑪怎么歌功頌德，情景交融出來的是自己的超脫：“精藍郁起碧巖幽，此日齋誠駐紫駿。東指鳳城雙胭迥，西瞻鶩嶺半空浮。梵鐘縹渺香云外，寶翰昭回古殿頭。神表天弧開凈域，河沙浩劫頌哀游。”

這一來不要緊，卻讓康熙認為撒禎繼承了乃祖遺風，不愛江山愛梵宮，一方面看出其沒有凱敘神器的野心，另一方面又擔心其禪心太重，重蹈乃祖要出家為僧的老路。所以，據傳康熙第五次朝臺時，本來胤禎曾奏請父皇，欲再次陪駕，康熙不但沒有接受其請求，反而救令其一生不得上五臺山朝圣。這就使得胤禎即使后來當了皇帝，也沒有再上五臺山巡禮。但為了表示自己對喇嘛教的尊崇，他便獻出自己所居的雍王府作為喇嘛寺廟，即今天北京：的雍和宮，使之成了全國喇嘛教品級最高的寺廟。這是后話。

康熙第五次朝臺是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二月，這時他已經五十六歲。這次朝臺是史學界最感到有玩味的。

或許是五十六歲的他已經料定這是自己最后一次朝臺，想給兒孫們留下點什么，傳承點什么，所以此次朝臺所帶皇子超過了以往任何一次。這年的二月初二，他帶領皇太子允礽、三子允社、八子允祀、十子允械、十三子）J}l祥、十四子允擷共六位皇子，自暢春園啟程，途經房山縣、小營、石亭、易州、唐湖、滿城縣、高昌店、曲陽縣鎮里、阜平縣、王快鎮、龍泉關、五臺縣射虎川，于十四日那天抵達臺懷。第二天，與諸皇子一起，參觀了臺懷諸寺，瞻禮了文殊菩薩圣容，于十六日返宿于老藏丹巴為其修葺一新的白云寺行宮。后于三月初五回到暢春園。

與前四次不同的是，康熙第五次巡禮五臺山沒有在菩薩頂駐嘩歇駕，而是先在臺懷住宿于羅喉寺，后在清水河區駐躥于白云寺，沒登菩薩頂一步。這事兒引起了人們的種種猜測。有人認為，自康熙第一次朝臺以來，菩薩頂的權勢迅速提升，炙手可熱。康熙這樣做是想有意冷落一下菩薩頂，使菩薩頂的喇嘛不至于忘乎所以，為所欲為；同時也在向青廟僧人顯示：大清王朝并不單一倚重喇嘛教，顯密兩宗，釋氏同根，均為國家福扯之源。應該說，這一分析是有道理的。想來，聰明智慧的康熙理當考慮到這一點。這也許與后來雍正登基后，五臺籍翰林學士鄭禧和五臺縣令陸長華聯名上疏雍正皇帝，要求概奪菩薩頂大喇嘛部分權力，以免其特權形成的種種弊端，雍正皇帝最終追回了菩薩頂大喇嘛的提督印、斬殺劍有一定的聯系。至于說什么康熙不在菩薩頂歇駕，是因為寵幸了一個叫梅枝的民間女子，兩人所生皇子，后來被封為托薩克大喇嘛，在菩薩頂出家等等，純屬民間傳說，不足為憑。

但是不管怎么說，康熙的五次朝臺，不論是對菩薩頂和喇嘛教，還是對五臺山和整個中國社會，都產生了極其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他五次朝臺，祝愿慈親福壽綿長，祈禱國家繁榮昌盛，雖為私愿，卻利國利民。特別是他尊崇喇嘛教，利用喇嘛教懷柔和團結了邊遠地區的少數民族，不僅對當時的國家安定起到了巨大作用，也為我國后來疆土的確定和民族的融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其功不可磨滅。

他五次朝臺，成為最有力的“廣告”，極大地擴大了五臺山的影響。他贊譽五臺山“東有離岳火珠，西有麗農瑤室，南有洞光珠樹，北有玉澗瓊枝，中峰則有自明之金，環光之璧”（《御制中臺演教寺碑》），是“圣境”、“勝境”，進一步彰顯了五臺山文殊菩薩道場的顯赫地位。

碑文

他五次朝臺，還給五臺山留下了眾多珍貴的文化遺存。他先后賜梵文藏經兩部，題匾額55s塊，作詩15首，御制碑文20余篇，修葺寺廟20余座，贈送滲金佛像7尊，作法會8次，所贈珍物難以悉錄。現存康熙御制匾額尚有“真如權應”、“云媚”、“靈峰勝境”、“五臺圣境”、“殊像寺”等。其字體為顏歐合體并有一點柳體的筆法，秀逸流暢，柔中藏剛，是寶貴的藝術珍品。所有這些，既是非常珍貴的文物，又是研究康熙與佛教關系的寶貴資料，五臺山佛教文化也因此而更加厚重，更加亮麗。

來源：五臺資訊